朱元璋是一个心胸狭小、极端报复、手段残忍的人，他有三恨：一恨张士诚；二恨苏州老百姓，特别是帮助过张士诚的有钱的人；三是被张士诚统治的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明史研究认为：明太祖将苏州人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救“宽乡”，宽乡即指人少地多的地区；二是抑制江南地域的豪强势力。被迁移的苏州富豪望族中，沈万三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三是惩罚张士诚旧部。由于朱元璋派人东征张士诚时，曾遭强烈抵抗，围攻苏州十个月才破城，所以他对张士诚旧部及苏州百姓一直怀恨在心。

对于吴地人民来说，张士诚〈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人〉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至于明人书中对他的多种指斥，均属狂狗吠人之辞，多不属实。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种贪残。反观朱元璋，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且以数年时间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朱元璋对张士诚是特别忌恨的：这个家伙竟然能诱惑自己的亲侄子朱文正心怀二志，实在叫朱皇帝很丢脸；这家伙已经被押到南京了，居然还成功自杀，不肯投降，一点不照顾朱皇帝胜利者的虚荣心；这家伙死后还不太平，居然让苏州人怀念，可见不是什么好鸟。于是朱元璋把对张士诚的愤恨发泄到怀念张士诚的苏州人头上，那就是数倍于其他地方的赋税，那就是迁徙老百姓去苏北，那就是沈万三事件和高启事件。

如果说沈万三事件还只是模糊看到朱元璋对张士诚残余影响的猜疑的话，那么，高启（江南才子，吴中四杰之一）事件则是明显的在张士诚问题上的“上纲上线”。 高启之死的远因是曾经与张士诚合作。张士诚据吴，其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时高启年仅16岁；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高启之死的近因就是辞官。辞去朱元璋朝廷户部右侍郎的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朱元璋以为“我看得起你，你竟敢看不起我”！所谓赋诗“有所讽刺”，所谓魏观事件，全是借口。朱元璋就是这样睚眦必报的人。连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魏观获罪被诛。

 明朝初年，因为张士诚建都苏州的原故，又因为江南子弟帮着张士诚守城，朱元璋从来就没有好眼色给苏州人看。洪武三年，就找个借口，将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郡的十四万户富家迁往他的安徽凤阳老家，而且不准回籍。这种将财富转移的办法，本是汉武帝的发明。而朱元璋用来，却是报复，意在迁徙、发配。因为这五个郡正是原来张士诚的地盘。在皇权的高压下，苏州市面上有耍猴的、要饭的，据说都是这些大户人家的后人,属于“回家看看”的意思。可以说，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及苏州周边的江南人压根儿就生活在恐怖中，谁还敢笙歌燕舞。朱元璋死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夺得政权，又对支持建文皇帝的南方官僚施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连妻女都当了军士的性奴，江南士族终于一蹶不振。

　　 比如明初，苏州人方言中把“说话”换成了“讲张”，张是张士诚，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破城那天死于齐云楼，惨烈无比，他是个孝子。而他的弟弟张士信是个纨绔，道德败坏，无能贪婪，却崇拜倪云林大师反被大师奚落。有两个苏州人在巷尾窃窃絮语，就是“讲张”，他们如此热衷的发表着意见争论不休，同时抬头用眼角余光打量四周行人，面露神秘之色，化装的锦衣卫密探认定他们就是在谈论国事抨击朝政治罪。

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种种酷刑花样百出。又特设“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可谓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姚润、王谟拒绝官府的聘用，结果都被杀头抄家。朱元璋这种一味杀戮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正常用人的范围，难怪后人把他视为暴君。

史料表明，明初苏州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当年的立场付出了高昂代价：明朝开国，苏州人就开始承担相当过分的重税，1393年苏州被徐达部队攻克之后的26年之后，苏州已经是明朝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府，对苏州的赋税收的特别高，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相当于帝国2940万石全部赋税的9.5%。而苏州的耕地仅仅是辽阔疆域内登记在册土地的1/88。朱元璋恨苏州人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下令禁止苏州人担任帝国的户部尚书，以次防范苏州籍的财政部长“偏袒”地方。

      这样苛刻的局面直到七年以后的1400年，建文帝察觉当地不堪重负，人口出逃抛荒严重，中央才开始考虑如此特殊政策有所缓解。真正的实行其实还很遥远，距离1430年财政专家况钟到任苏州知府还有整整半个甲子。因为自然灾害歉收，1431到1433年苏州拖欠国家的税收达到800万石。

   1367年，朱元璋的军队攻破平江城，张士诚被俘缢死后，改平江路为苏州府，直隶南京。但摧毁了城中心的皇城。朱元璋恨苏州人依附张士诚，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心中更加忌恨吴人。所以对苏州的赋税征收得特别重，重过所有其它地方，而且多次逼迫苏州的富民举家迁往京师（南京）和江北如淮安、盐城（其中一次迁入盐城四千户，一次迁入盐城一万户。洪武初年，盐城只有2.1万人口，6年后剧增到6万人，到嘉靖年间增到14万人。）等地，计71.3万，其中65%在盐区。至今这些地方仍有很多苏州人的后裔。

苏州当地人一直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阴历七月三十日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有一段文字描述朱元璋攻打苏州的场景：由于围城日久，城中最后已是弹尽粮绝。据史载，当时城中一只老鼠能买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人民受罪，就召集城中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由于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这是一场惨烈悲壮的战斗。试想，一座孤城，历时十个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民一心，全力死守，城破时该是一种多么悲壮、多么感人的场面！（成为日后朱元璋强行赶散迁移苏州老百姓的重要原因，71.3万苏州老百姓被迫驱赶到苏北垦荒，史称“阊门赶散”）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很多人家从此家破人亡，由富转衰。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后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这区域原是张士诚统治），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